海运放单是什么意思(平台放单是什么意思)

“您好,京东快递,有两个您的包裹到小区门口了,放在一个大箱子里了,门卫说会有志愿者送到您楼下,请您不要随意下楼。”

在得到客户肯定的答复之后,周遥挂断了电话,随后惊讶地发现客户给他打赏了100块钱。

这是周遥当快递小哥三年,第一次收到如此“大额”的奖励。但他没时间庆祝,货物筐里还有26个快递,而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不到1小时了。

"我晚一天送倒是没啥,主要是很多快递都是在外地的孩子给老人买的,我也担心老人急需物资,所以要赶快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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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来,周遥每天至少要派送超过100件货物,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8点,中间吃一次,食物从泡面到饼干再到薯片,唯一的共同点是:便宜、快速、吃不饱。

当我询问周遥为什么要冒着食不果腹、感染病毒的风险,在4月中旬就出来跑单时,周遥给了个出人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答案:缺钱。

周遥向我展示了他的银行卡余额,三位数的存款已经不够他支付下个季度的房租,便宜走量的社区团购也不是每天都有,“我是真的再不跑单就要饿死了,所以刘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立马就去跟社区申请了。”

刘满是周遥所负责区域的站长,在京东刚通知部分区域可以开始送快递时,刘满就给他熟知的几个在经济方面比较困难的骑手通了电话,帮助他们去跟京东的运营对接,申请出入证。

让刘满没想到的是,京东和上海政府谈好的事项,在每个社区那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卡扣,24小时核酸证明甚至都敲不开骑手回家的门。

无奈之下,刘满只能再跟骑手进行新一轮的沟通,“许多小区的政策是,出小区可以,但不允许再回来,骑手就只能收拾一下自己的换洗衣物,来站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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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所说的站点,其实就是京东放货的仓库,周遥一般就拿几个纸箱子搭在一起,拼一张床,衣服当枕头,“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发现脑袋旁边就是别人的脚,也挺崩溃的。”

住的不行,吃的自然也好不到哪去。虽然京东保证说会给骑手提供一日两顿餐食,但是在物资最短缺的那段时间,一袋饼干可能都要分开两顿吃。

但最让骑手们崩溃的,是初期每天一变的政策,“很多路你昨天还能跑,今天就告诉你不行了,然后让你去办新的证,你明天去把证办下来,他又说这个证只能当天用,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了,每个社区都有每个社区的政策,我们很多时候只能跟客户说‘对不起,小区不让送’,客户不理解,就反过来骂我们,我们也没办法解释。”

而刘满作为站长,承担得自然更多,“我把骑手叫出来的时候跟他们承诺每天会有100单或者80单,但是刚开始的那一周因为物流的大车也受到各区的频繁变动的政策管制,导致很多骑手出来了,但是货没到,相当于他们住的更差、吃的更差,还赚不到钱。很多骑手虽然不说,但我知道他们在怨我,可我也确实没办法,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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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周遥、刘满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依旧跑下去的第一动力,自然是钱。

原先京东每单的价格在1.5元到3元之间,疫情期间,京东直接将价格提升了近一倍,“运力就是生命线,没人送,再多的物资都是堆在那里发烂发臭。”一位京东的内部人士表示。

为了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回到岗位,京东推出了“小区内跑单”的服务,一单2-3块钱,给无法出小区的骑手提供上岗赚钱的机会,也是变相留住疫情之后的运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服务还吸引了王川这样的白领。

“我原本是在一家设计公司,疫情公司停了,发低保,我待在家里也没事,看到广告就想试试,反正我本来就在社区里面当志愿者,现在给京东跑单还有钱。”

像王川这样的并不是个例,根据京东运营的说法,复工的骑士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像周遥这样本身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京东骑手,对每单的价格比较敏感,但对于整个派送的流程更熟悉,服务也更到位。

另一派就是像王川这样有本职工作的兼职众包,在京东运营和他们沟通时,他们对于价格没有什么概念,运营说多少钱一单他们一般就会点头同意。

京东内部有个数据叫做“放单比”,意思是100单里有多少给京东骑手,多少给兼职众包,在疫情之前,京东骑手能拿到的单量自然远高过兼职众包,同时给兼职众包每单的钱也会相应少一些。

但疫情发生之后,京东为了盘活每个区域的快递业务,让更多的骑手能流通起来,加大了给兼职众包的放单比,同时把兼职众包的每单收入大大增加。

这个举措在无形中也拯救了薛文这样的实体店小老板,“我开宠物店的,疫情一来,我们租金和人工成本根本扛不住,出来跑跑单才能勉强维持下去。我还和一些开理发店、小超市、修车店的老板们建了个群,一起跑单,大家都难,互相鼓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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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钱之外,所有受访者不约而同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这座城市出点力。”

许多人在谈到这个动机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不停重申自己不是在假大空,“小区外面到处都是围栏,马路上也没什么人,看到上海变成这样,真的很难受。尽管疫情期间的确可以赚更多,但大家都希望上海能早点回到原来的样子。”

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了。

在上海解封的第一周,王川就收拾了5个大箱子,买好了回家乡承德的车票。这是他在上海的第8年,就像是上海的大部分外来青年一样,王川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而上海回报给他的,是一份漂亮的工作简历、日益增长的年岁以及日益减少的归属感。

“家里催得紧,回去喘口气再决定回不回来,反正房子我已经退了,感觉我这个年纪,也到了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跟王川的略显犹豫不同的是,周遥的离开显得果决而坚定。从西部偏远地区来到上海的周遥从未享受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他住在最拥挤的群租房,吃着最便宜的路边小店,上海的精致和繁荣,只在他眼里,并不在他手中。

“原来一直麻痹自己,在这待着是有希望的,这次疫情算是彻底把自己打醒了,再飘在这一事无成也没啥意思了。”

同样被疫情打醒的还有薛文,在给员工结完工资之后,薛文关掉了自己开了5年的宠物店,听从老婆安排,搬去无锡,准备开始新生活。在走之前,薛文最后一次去了外滩,以前他有什么困惑的时候总爱去那里,滔滔的江水总能给他他想要的答案,这次也不例外。

“我站在那里,仔细回忆了过去这两个月的生活,总觉得像一场梦,但是生活是要脚踏实地的,上海我待了快10年,总归是有感情的,我希望它越来越好。”

迎来送往间,上海告别了在过去两个月成为城市血脉的他们,唯有脚下奔腾不息的江水,把一切故事送往崭新的明天。

希望上海越来越好,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应采访者要求,周遥、王川、薛文、刘满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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